李誠:充分彰顯中國特色社會治理的制度優勢

自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以來,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明顯提高。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以下簡稱“全會”)在全面總結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優勢和實踐經驗的基礎上,立足國內和國際兩個大勢、突出安全和發展兩大主題,進一步聚焦制度改革和創新,強化制度意識和制度效能,對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體目標和具體任務進行了全面系統的擘畫,是一次具有開創性、里程碑意義的重要會議。作為國家治理的重要方面,社會治理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破題”和提出“創新社會治理體制”的建設目標,到本次全會提出“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中國特色更加明確、制度優勢更加凸顯,制度體系更加完善,制度要求更加提升,充分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的制度優勢和制度自信。

社會治理的中國特色更加明確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不僅在于區別于西方國家政治和文化道路的政治自覺和道路自覺,而且在于從中國國情、歷史、文化等實際出發,通過發揮黨的領導的政治優勢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舉國體制優勢,把西方國家辦不到、辦不好的大事難事辦成辦好辦實。本次全會系統全面地總結了自黨成立以來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方面取得的歷史性成就,明確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植根中國大地、具有深厚中國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擁護的制度和治理體系”“我國國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動都依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展開,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及其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這就為加強和完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明確了方向、指明了道路,提供了根本遵循。作為國家治理的重要方面,我國的社會治理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改革創新和與時俱進,不斷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多層次多樣化的美好生活需要,使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朝著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不斷邁進。

面對國際國內的復雜形勢和改革發展穩定的嚴峻挑戰,全會強調要突出堅持和完善支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著力固根基、揚優勢、補短板、強弱項。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和社會結構轉型的加快,民生發展和社會治理中面對的矛盾和問題也將逐步增多,發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主要矛盾也將進一步凸顯。因此,堅持社會治理的中國道路、中國自信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政治意義、現實意義和時代意義。

社會治理的制度優勢更加凸顯

全會首次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13個方面的“顯著優勢”進行了集中概括,更加堅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其中,在民生建設和社會治理方面,全會首次明確強調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斷保障和改善民生、增進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的顯著優勢”;具有“堅持改革創新、與時俱進,善于自我完善、自我發展,使社會充滿生機活力的顯著優勢”。改革開放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的制度優勢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并成為推動形成可持續有效社會治理的重要制度保證。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經濟實力不斷增強,城鄉居民收入水平不斷攀升。我國GDP占世界經濟比重從1978年的1.8%,增長到2018年的16%。我國居民人均收入分別從1978年的343元、134元,提高到2018年的39251元、14617元,分別增長了114倍和109倍,形成了世界上規模最大、持續擴大的中等收入群體。40年來,我國累計減少貧困人口7.4億,貧困發生率下降94.4個百分點,對全球減貧的貢獻率超過70%,譜寫了人類反貧困史上的偉大奇跡。與此同時,我國建立了包括養老、醫療、低保、住房在內的世界最大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養老保險覆蓋超過9億人,醫療保險覆蓋超過13億人。居民預期壽命由1981年的67.8歲提高到2017年的76.7歲。我國不僅創造了經濟持續增長的發展奇跡,而且也創造了社會長期繁榮穩定的安全奇跡。40年的社會發展和社會治理成就和經驗充分證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制度是“深得人民擁護”“具有強大生命力和巨大優越性的制度和治理體系”。

我國社會主義民生保障制度和社會治理制度集中體現在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社會治理為了人民”。全會立足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積極回應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多樣化多層次多領域的不同需求,既體現了普惠性和公平性,又體現了多元性和差異性。全會提出“堅持和完善統籌城鄉的民生保障制度”,既要“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同時又要“注重加強普惠性、基礎性、兜底性民生建設,保障群眾基本生活”“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

社會治理的制度體系更加完善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社會治理制度體系不斷完善,社會治理效能不斷提升。從黨的十八大提出提高社會管理科學化水平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創新社會治理體制,堅持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我國社會體制建設實現了從“管理”到“治理”的根本性變革。從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推進社會治理精細化,構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到黨的十九大立足“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關系到我國社會體制改革方方面面的四梁八柱不斷搭建,社會治理制度的系統性規范性科學性水平不斷提高。

全會著力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社會治理制度體系,在黨的十九大提出的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的基礎上,又增加了民主協商、科技支撐兩個方面的新內容,將社會治理社會化和智能化提升到新的高度。同時,在黨的十九大確定的民生保障和社會治理的制度框架內,全會在就業、教育、社保、脫貧攻堅、醫療、社會治理、國家安全等七個方面,制度設計更加精細化精準化人性化,例如首次提出要構建服務全民終身學習的教育體系、完善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完善正確處理新形勢下人民內部矛盾有效機制等多方面制度建設新任務。

社會治理的制度要求更加清晰

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基石,社會治理現代化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隨著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一個百年目標窗口期的臨近,全會首次提出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三步走”戰略,明確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圍繞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戰略部署,全會在黨的十九大提出的“堅持人人盡責、人人享有”“形成有效的社會治理、良好的社會秩序,使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分、更有保障、更可持續”的治理要求基礎上,提出“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的新的更高的目標。

本次全會在社會治理制度要求上有四個突出的新變化。一是首次提出完善正確處理新形勢下人民內部矛盾有效機制,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努力將矛盾化解在基層新的制度要求。二是圍繞構建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的制度目標,首次提出“健全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城鄉基層治理體系”“推動社會治理和服務重心向基層下移”“加快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三治”目標從鄉村擴大到城鄉,“治理”和“服務”同步下移,城市市域治理成為基層治理現代化的突破口和排頭兵。三是首次將“加強邊疆治理,推進興邊富民”納入到新時代我國社會治理現代化的總體戰略布局中,凸顯了邊疆治理在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中的重大戰略意義。四是基于新形勢下我國面臨的國內外風險挑戰的增多,全會對國家安全體制機制建設目標更加細化,在國家安全領導體制、國家安全法律制度體系、國家安全風險研判、防控協同、防范化解機制等方面提出了許多新的更高的要求。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是全黨的一項重大戰略任務,必須在黨的全面集中領導下科學謀劃、精心組織、整體推進。社會治理連接著國家與基層民眾,是國家治理的重要基礎和依托,涉及國家與社會、政府與群眾、中央和地方等多方面關系的正確處理。因此,社會治理從本質上說就是做群眾工作,必須堅持社會治理為人民,在社會治理中貫徹好黨的群眾路線,創新組織群眾發動群眾的機制,創新為民謀利為民辦事為民解憂的機制,使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轉化為提高社會治理能力和水平的治理優勢。在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具體實踐中,不僅要加強和完善社會治理制度建設和制度創新,而且更要著力提高社會治理制度的執行力。按照全會要求,各級黨委、政府和領導干部要切實強化制度意識,帶頭維護制度權威,做制度執行的表率,帶動全黨全社會形成自覺尊崇制度嚴格執行制度堅決維護制度的良好氛圍。 

社會主義論壇》2019年第12期

李 誠   中共云南省委黨校社會和生態文明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

(編輯:任成斗)